5月中旬，记者来到位于泾阳县211国道旁的声威水泥厂，周边数公里看起来都是灰蒙蒙的，厂子周边的大小树木和蔬菜棚都被不同程度地盖上了一层灰尘。而这个厂子正是近年来被周边村民多次举报的“工业下乡”企业。事实上，像这种落户乡镇后被村民屡屡举报的企业在近些年来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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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户后为何屡被举报?
“现在都在说雾霾是污染，这周边烟尘这么大，菜叶都发黑、干叶，这还不叫污染吗?土地被他们占了，污染留下来了，我们以后怎么办?”一位经营小卖部的村民感叹道。
声威水泥厂位于泾阳县吴安镇辖区内。10多年前，声威水泥厂在这里落户时，着实引起了周边村民特别是水磨村村民一片躁动。当时，对于环保观念淡薄的当地农民来说，更多的是纠结于每人4100元的补偿款和每人占水泥厂1万元股份的补偿太低，但是，考虑到水泥厂开出的村民优先进厂工作，建水泥厂用的建筑材料、生产水泥用的原料运输业务和煤炭运输业务都由水磨村承担等等带动村民致富的条件，一部分村民妥协了。
“建的时候就知道水泥厂灰尘大，但是没想到污染这么严重。白天还不是特别明显，到了晚上烟囱里就冒黑烟，灰尘大得很，院里衣服都晾不成。而且现在厂子里还有条碎石生产线，噪声也大得很。”在211国道旁边小卖部里乘凉的一位水磨村的老人如是说。
据周边的村民反映，声威水泥厂在此建厂生产后，由于环保设备不开或少开、夜里偷排烟尘等，厂子周围方圆1-2公里范围内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恶化。多年来，村民们发现周边的室外蔬菜外表发黑、干叶，大棚塑料薄膜被粉尘覆盖，数千农田里的蔬菜、粮食减产。
“以前村里承担原料和煤炭运输业务也不再让我们干了。我们村在厂子里干活的也不过二十来个。没有办法，现在村里年轻力壮的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在211国道旁边经营小卖部的一位村民说。
虽然按照当初协议约定，水磨村村民每人每年能领上2200元左右的股份分红，但村民们还是不愿意这个水泥厂继续这样存在下去，因为他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烟尘的日积月累，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将是不可逆的。
“现在都在说雾霾是污染，这周边烟尘这么大，菜叶都发黑、干叶，这还不叫污染吗?土地被他们占了，污染留下来了，我们以后怎么办?”经营小卖部的那位村民感叹道。像声威水泥厂这样的企业，且不论企业在环保指标上是否达标，但是厂区产生的烟尘和噪声实实在在给周边上万村民的生活生产带来了伤害和困扰。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乡办厂，村村冒烟”的乡镇工业在农村遍地开花，但由于布局分散，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绝大部分没有污染处理设施。再加上长期实行粗放式生产经营模式，很多企业片面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忽视长远的环境及社会效益，导致农村环境遭到极大破坏，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对环保的重视，一些地方开始把污染严重的造纸、化工、塑料等行业转移到农村，导致“污染上山下乡”问题加剧。
据不完全统计，乡镇工业的废水、废气、废物排放量能占到全国工业“三废”排放总量的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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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县一化工企业附近的村民指着他们家被腐蚀的门窗。
工业企业该如何下乡?
专家指出，乡村工业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如果污染企业在转型升级压力倒逼下转移到农村，将给农村环境带来很大破坏，农村也可能走上“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既然下乡的企业给农村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困扰，那么，“工业下乡”该不该提倡?
“十三五”时期东部地区产业将迎来向中西部转移的新一轮浪潮。我省与东部省份截然不同的省情现实——近七成人口在农村。在实现城镇化的进程中，这迫使我省不得不面对“工业下乡”的问题，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有着更大公约数的难题：农村环境问题。
对于乡镇来说，农村发展落后，经济基础薄弱，农业产值的效益又低，创办或者引进工业项目往往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对于企业来说，农村的生产要素成本偏低，利润空间相对较大，因此下乡建厂对企业来说也是有利可图，但关键是要守住产业进入当地的生态红线。
高陵县招商局局长王林曾向媒体介绍，当地成立了一个由多部门参与的项目审查领导小组，招商引资时由环保部门先审核，如果发现企业有污染问题，当地就不予考虑了;如果符合环评要求，当地再组织相关部门到企业现场考察，每个部门都要有考评意见。
“我们与5年前截然不同了，当时不论什么项目，只要有效益，我们就引进，而现在我们实行环保一票否决。”王林说，“招商就像娶媳妇，以前只要是女的就行，现在要娶漂亮的。”
而工业下乡兼顾环保底线的企业也不少。据陕西省服装行业协会一工作人员介绍，西安许多服装厂都把加工点放在了城市周边的农村。在西安，工人月工资一般不低于2000元，还时常招不到人。现在企业把缝制环节放在较近的农村，可以减少成本，农村闲置的劳动力也可以在自己家干活，实现了企业和乡村的双赢，同时也没有给当地造成环境的危害。
专家指出，乡村工业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但以牺牲农民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为代价的经济发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如果污染企业在转型升级压力倒逼下转移到农村，将给农村环境带来很大破坏，农村也可能走上“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因此，农村污染应采取防治并重、堵疏结合的方式，加大监管力度、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尤其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走绿色生态之路。
污染企业该如何解决?
专家建议严控“污染下乡”，一方面按照环境功能区划、工业企业相对集中的原则，制定出合理规划村镇工业布局，消除监管“真空地带”;另一方面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发展生态经济，创建生态企业。
“污染下乡”屡禁不止的地方，恰恰是最迫切需要发展的地方。一些带来短期财源和就业机会的污染企业被取缔关停之后，当地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冲击。与新一轮招商引资热潮相伴，10年前关停并转的小造纸、小制革、小染料等“十五小”行业，在一些地方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由于污染企业的到来，许多原是青山绿水的村庄，已变成了污染重灾区。虽然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环保的重要性，并着手构建环保新门槛和“一票否决”的环保机制，但在此过程仍存在大量污染企业“上山下乡”隐蔽转移现象。
6月下旬到7月上旬在关中地区采访乡镇企业时发现，许多企业在停产中或在检修中，据周边的村民反映，一些企业明显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污染，有些化工企业浓烈的气味吸入体内呛得人呼吸道辛辣、胸闷气短、眼睛发痒，并且家里凡是含有铁、铝等金属成分的东西新装上半年后就都被污染腐蚀，但是苦于不能掌握企业污染超标的证据，多年来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只能看着这些企业环保抓的严的时候就停产一段，但是随时都可以复产，污染随时继续。有些企业干脆进行夜间生产模式，“污染下乡”隐蔽转移。
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比贫困更可怕的问题。如何遏制“污染下乡”?
进入2015年，被称为“史上最严”的中国新修订的环保法正式施行。严法如利剑高悬，将对不法行为起到极大威慑作用。“在环境问题上，政府应当铁腕治污、铁面问责。”全面加强环境保护，必须确保“史上最严”新环保法成为一个有钢牙利齿的“利器”，才能切实保障环保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才能真正守住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的美好家园。
新环保法增加了企业违法排污的成本，一是引入了“按日计罚”的经济处罚措施，二是引入了“双罚制”，即在经济处罚同时，还可能对企业负责人直接实施拘留。“两高”司法解释对入罪门槛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如有毒危险废物、持久性有机物等，排放污染物的量也有明确的标准，如危险废物超过3吨，危险重金属超标3倍等，达到这些标准，就构成犯罪，可以被刑事拘留。
此外，专家建议严控“污染下乡”，建设美好家园，需要地方理性地处理好发展与环保的关系，一方面按照环境功能区划、工业企业相对集中的原则，制定出合理规划村镇工业布局，消除监管“真空地带”;另一方面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发展生态经济，创建生态企业。
农村环境之忧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落后的、污染严重的工业项目和生产设施有向农村转移的趋势。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在近年来东部地区产业迎来向中西部转移的浪潮之际，中西部农村的环境问题更加突出。
具体到我省“工业下乡”后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由于环境污染引发的各类疾病明显上升，已严重威胁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比如像凤翔的血铅事件;有的地方农田金属物超标、污水灌溉，导致农作物品质下降、减产甚至绝收等等。给农民带来了身体上的伤害和财产上的损失，这种现象在全省各地都有发现。同时，农村环境信访量不断增加，由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呈上升之势，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污染下乡”日益突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前些年，一些经济较落后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盲目引进此类污染企业，甚至不惜以破坏环境作为代价。由于盲目追求发展，要税收，要GDP，要政绩，忽视环境承载力和环境保护措施，一些乡镇也走上了“先发展后治理”的怪圈。
事实上，城乡之间唇齿相依。一旦农村的生态屏障遭到重创，终有一日会带来影响全局的环境灾难。因此，要解决“污染下乡”的问题，首先就是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地方树立和落实正确的政绩观，进一步增强抓好环境保护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自觉性，真正把农村环保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其次，要通过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发展生态经济，创建生态企业，对没有排污设施的微小企业可通过股份制的方式建立统一的污水处理设施，坚决淘汰污染严重的生产工艺和设备，防止“十五小”死灰复燃。更主要的是，要摒弃那种片面的“唯经济增长论”，确立正确的发展观念和政绩导向，让地方主要领导履行好环保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切实将对政府官员的问责制度纳入环保执法程序。
此外，保护和改善环境，事关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局。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确保乡镇、村的环保工作到边到底，不留死角，要形成一个反应敏捷、管理高效的运行体制和机制。
碧水蓝天本来是农村特有的财富，不要让今天盲目的发展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的家园。
污染企业为何总在“上山下乡”?
如今，农村已经演变为立体交叉污染最为严重的地方，污染已经从城市大步走进农村。农村许多地方不惜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的一时繁荣，让一些造纸、化工等加工企业“上山下乡”，使得农村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新任环保部长陈吉宁指出，我国的环境污染正在进行一场“上山下乡”：工业污染正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城市向农村转移，全国农村遭受环境污染的比例不断上升等，必须遏制环境污染“上山下乡”的发展。
“现在有些乡村的环境已经不如城市了，原因很简单，这些年，城市治理污染举措到位，效果显著，于是污染企业就跑到了乡村，继续污染。”一位在陕北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如是说。
工业化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工业下乡”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那便是有违初衷。
近年来许多地方污染事件频发，而大多数恶性的污染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给当地农民带去的伤害甚至是不可逆的。并且，当城市及市郊环保准入越来越高，许多污染企业和项目便装扮成“扶贫工程”，或打着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幌子到农村安营扎寨。
此外，对农村许多地方来说，贫困落后，农业产值的效益又低，创办或者引进工业项目往往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对于企业来说，农村的生产要素成本偏低，利润空间相对较大。看起来似乎双赢的选择，就造成了大量的企业包括一些污染企业“上山下乡”。
实际上，“工业下乡”要做到双赢，就必须守住当地的生态红态。首先克服农村环保门槛过低。工厂建在农村并不意味着就降低要求，但少数地方认为农村不能与城市相比，环保要求太高引不来项目，故自降环境准入标准，使污染企业有了可乘之机。其次，一些地方尤其是贫困地区要克服“引资饥渴症”、“政绩冲动症”。有些地方为发展地方经济“饥不择食”，不分良莠，层层下达招商指标，完不成任务的要问责，重压之下只要招来项目引入资金就是“英雄”，至于是否给当地环境带来危害，不是某些官员重点考虑的。很多污染项目正是借此机会乘虚而入。最后，要加强农民的环境意识和环保知识，对污染下乡保持警惕和抵制，不能等到环境被严重破坏，身体健康受到明显伤害时才想到与之抗争。
